1950年，恩施军分区司令员王定烈乘车去剿匪，途中得知参谋在出发前打了电话，感觉不对劲，下令原路返回。第二天，侦察科长说：“昨天幸亏回来了，一股土匪在半路埋伏，要伏击你。”
电话被窃听，在恩施一带已经不是偶然情况。解放军刚进山时，多次行动泄密，部队刚动身，对方就提前撤空或者布伏，这让王定烈想起多年以前在战场上经历的那些险境，判断失误往往比敌人更致命。
这种警觉，并不是一朝形成。早在1933年，四川宣汉的王定烈还叫王大培，十五岁参加红军。那时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一带活动，他从放牛娃变成战士，连基本的军事训练都来不及系统学习，就被卷入频繁的作战。
1935年随部队长征过草地时，高烧不退，身体虚弱，部队行进速度很快，掉队就意味着死亡。
1936年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时，局势更加严峻。王定烈在作战中胸部中弹，下肢一度失去知觉，同时遭到敌军近距离攻击，多处受伤。
西路军失败后，大量人员伤亡或失散，王定烈能活下来，本身就带着极大的偶然性。这种从死亡边缘回来的经历，使他在以后判断局势时格外谨慎，不轻易相信表面现象。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王定烈被编入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，在敌后开展游击战。最初任政治指导员，后来逐渐转为军事指挥员。一次战斗中弹片划过左脸，留下明显疤痕。
从那以后，部队里很多人一看到这道伤疤，就知道这是从前线拼出来的干部。长期在敌后作战，他习惯了复杂环境，也逐渐形成了重视情报和细节的习惯。
到了解放战争时期，王定烈已是团级干部，参加了淮海战役。1948年冬天，战斗异常激烈，他带第四团参与围歼国民党军。在这种大兵团作战中，命令传递、情报判断都直接关系战局。
淮海战役结束后，王定烈随部队进入中原地区，经历突围作战，一路向鄂西推进。山地环境、分散作战，这些条件与后来恩施剿匪十分相似。
正因为这些经历，1950年他调任恩施军分区司令员时，并没有把剿匪看成简单清剿，而是当成一场复杂的军事与情报较量。
当时恩施地区匪患严重，据地方志记载，七十多股匪帮活动，人数上万，其中不少人曾在国民党部队服役，掌握通信和侦察技术。
电话窃听就是其中一项。解放军使用的明线电话容易被接入支线，匪方可以实时获取调动信息。王定烈刚到任时，部队已经吃过几次亏，有的小分队外出侦察后失联。
这些情况让他意识到，必须改变作战方式。
于是，在那次险些遇伏之后，王定烈没有急着反击，而是调整通信手段，减少电话使用，改为骑马传递命令。这种做法在当时看似落后，但在山区却更安全。
几天后，他秘密抵达来凤县，与当地指挥员研究新的行动方案。
方案的核心，是利用敌人依赖窃听的习惯。王定烈决定通过电话放出假情报，故意让匪方听到“兵力不足、准备从东面进攻”的消息。
匪首果然调动主力加强东侧防御，而西侧防线变得松动。夜间，解放军小股部队从西侧接近，首先破坏了匪方的监听点，缴获设备。这一步完成后，王定烈才开始组织主力行动。
战斗打响后，匪众反应迟缓，原本集中在东面的兵力来不及回撤，被逐个击破。这一仗的意义不仅在于消灭敌人，更重要的是切断了对方获取情报的能力。
但问题并没有结束。恩施山区溶洞众多，一些匪徒退入洞内据守。地形狭窄，正面进攻容易造成伤亡。
王定烈没有强攻，而是向当地土家族猎户请教办法，最终采用将炸药送入洞口的方法，使洞内坍塌，迫使匪徒投降。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剿匪行动中并不常见，属于结合地方经验的战术。
同时，王定烈强调政策作用。对匪首依法处理，对被裹挟的群众给予出路。根据当时西南剿匪政策，这种区分处理能有效瓦解土匪基础。
很多群众开始主动提供线索，一些青壮年还加入地方武装协助清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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