庐山会议后，有一天，毛主席单独召见了罗荣桓，在谈话时，毛主席谈了国防部长的人选问题，对此，罗荣桓坦诚地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。
1959年秋天，北京一间病房里，消毒水的气味顽固地弥漫在空气里。
病重的罗荣桓元帅靠坐在床头，消瘦但脊背挺直。
工作人员带来了那个关键的消息，上面考虑由林彪接任国防部长，特意来听取他的意见。
房间里静得出奇，能听见窗外梧桐叶被秋风吹动的沙沙声。
罗荣桓的目光在来人脸上停留片刻，没有太多犹疑，用清晰但带着久病虚弱的声音，吐出了两个字：“不行。”
这个回答，让房间里的温度仿佛又低了几度。
在场的人交换了一下眼神，都有些错愕。
谁不知道，罗荣桓和林彪，是书写了四野战史的“黄金搭档”，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，军中有“林罗不分家”的说法。
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毫不犹豫地支持老战友，递上一块关键的垫脚石。
可他却给出了最直接、最出乎意料的否定。
罗荣桓太了解林彪了。
这种了解，是在十几年硝烟弥漫的岁月里，用无数个日夜、无数次争论和默契一点一滴沉淀下来的。
在东北的指挥所里，林彪是那个能对着一张地图枯坐整天、推演无数种可能的军事天才，他大脑里运转的是兵力、火力和突然性。
但他也出奇地孤僻，沉默得像一口深井，对打仗之外的一切都既缺乏兴趣，也近乎漠然。
不管是政治鼓动、后勤筹措，还是人事协调乃至简单的人际寒暄，亦是如此。
而罗荣桓，就是那个为他打点好军事之外整个世界的人。
林彪负责画出进攻的箭头，罗荣桓则负责将箭头变成士兵脚下的路、肩上的粮、心中的火。
当林彪在锦州城下因顾虑而摇摆时，是罗荣桓稳住了舵盘。
他们是彼此最锋利的剑与最坚韧的鞘，一个专注破阵，一个负责让整个体系运转无虞。
但这一次，罗荣桓认为，这把“刃”绝不能单独出鞘。
他反对的理由实在而具体，句句戳在要害上。
第一个理由是身体。
当时的林彪，早已不是当年驰骋沙场的模样。
他怕光，住所的窗帘必须厚实，一丝光都不能透；他怕风，屋子里空气流动稍快些就浑身不适。
他失眠严重，严重到需要深夜坐上吉普车，在颠簸的土路上来回行驶，靠身体的极度疲惫才能勉强合眼。
这样一个连正常起居都极为困难、需要特殊护理的人，如何去应付国防部长那如山的事务、无尽的会议和复杂的协调？
那等于把一台精密但脆弱的仪器，放在烈火旁烘烤。
第二个理由，是性格。
罗荣桓清楚，林彪是一把为战场而生的利剑，却不是一位能和光同尘的“大管家”。
国防部长这个位置，需要平衡各方关系，需要耐心沟通，需要一种圆融的政治智慧。
而林彪的内心像他紧闭的房间一样幽深，不擅长，也不屑于去做这些。
没有人在旁边缓冲、弥补，以他那种孤傲多疑的性格，置身于错综复杂的人际与事务中，会是什么局面？
罗荣桓不敢乐观。
正因为了解，所以担忧；正因为是战友，才必须反对。
他甚至提出了自己认为更合适的人选，贺龙。
贺龙身体硬朗，性格豪爽，善于团结人，在罗荣桓看来，更能胜任那个需要极大精力和包容心的职位。
历史的车轮终究沿着它既定的轨迹碾了过去。
林彪仍然出任了国防部长，并一步步走向权力的顶端。
罗荣桓在病榻上那声孤独的“不行”，像投入深潭的石子，当时并未改变什么。
1963年，罗荣桓元帅病逝。
毛泽东在挽诗中慨叹：“君今不幸离人世，国有疑难可问谁。”
这既是对挚友的痛惜，或许也暗含着对那份遗失的诤言的追忆。
而林彪，则在八年后走向了命运的终点。
回头看，罗荣桓的那声“不行”，像一句被风卷走的预言。
它不是出于私心，恰恰源于最深切的了解与最沉重的责任。
在众口一词的顺从中，那片刻的沉默与果断的反对，闪烁着超越个人情谊的勇气与光芒。
它告诉我们，最高形式的忠诚与战友之情，有时不是拥护。
而是在最关键的时刻，基于良知与远见，说出那句逆耳的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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